行令在乎严罚——以法治国促廉政

【时间】春秋末期

【作者】管仲

【出处】《管子·重令》

【原典】行令在乎严罚。罚严令行，则百吏皆恐；罚不严，令不行，则百吏皆喜。

【释义】行令在于严明刑罚。刑罚严，法令行，则百官畏法尽职；刑罚不严，法令不行，则百官玩忽职守。

管仲（？—前645），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和思想家，先秦法家思想的先驱。名夷吾，字仲，又称敬仲，颍上（今安徽颍上）人。管仲少时丧父，老母在堂，生计贫苦，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。为维持生计，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。到齐国，几经曲折，经鲍叔牙力荐，为齐国上卿（即丞相），被称为“春秋第一相”，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。在其主政齐国期间，在齐桓公的支持下，进行一系列的政治法制改革，管仲的思想学说不仅在当时，而且对后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所以又说“管夷吾举于士”。管仲的言论见于《国法·齐语》，另有《管子》一书传世。

管仲提出：“行令在乎严罚，罚严令行，则百吏皆恐。”从理论上分析，法家的重罚理论基于人性好利说。因为人性好利决定了人们不可能孜孜求善，而往往是沿着另一条道路行事，即“今之民巧以伪”。如果对巧诈虚伪者实行德义，只能是为虎作伥。防治巧诈虚伪者最有效的方式是刑罚，因此法的重点是“求过不求善”。

管仲指出，要实现法治，必须严明刑罚。对于破坏社会秩序、不遵守法律的人必须严加处罚。“上赦小过，则民多重罪，积之所生也。”犯小错误的人不加以惩罚，那么犯大错的人就会越积越多。但是，要实现法治，又不能仅仅依靠严刑明罚，还必须与行政和教化相结合。

管仲认为，治理好一个国家，仅仅依靠法律、依靠刑罚的威严是不够的，还必须重视教化的作用。在法治社会的建设过程中，创新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是一个重要的任务。社会在不断地发展，各种社会矛盾不断迸发，如管仲所言，仅仅依靠法律来解决这些纠纷是不现实的。因此，在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过程中，通过道德的约束来缓解矛盾，并与法律相结合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管仲作为法家的先驱，其以法治国的思想闪耀着光芒。管仲的思想观念同现代的法治理念有许多契合之处，研究管仲的法治理念、文化观念和经济思想，能够使党员领导干部更好地理解法治的内涵，对于反腐倡廉、以法治国大有裨益。

注：摘自程继隆著《廉政语录100句》